近日，流量明星郑爽突然被曝代孕弃子，这则惊天丑闻也将代孕行业再次拉回公众视野。
AI财经社发现，这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在疫情之下，由于海外代孕提供者锐减，面对国内有增无减的需求，这门生意更加火爆。
硬币的一面是沉默而庞大的不孕不育群体，另一面是法律、道德和女性权益的拷问，代孕行业抑或辅助生殖行业，究竟该如何规范？
疫情催红国内代孕市场
所谓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
我国法律和道德对代孕持谴责态度，但AI财经社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代孕行业仍然屡禁不止，由于疫情影响，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火爆。
AI财经社联系了一家专注于海外试管婴儿服务的机构，官网显示，该公司在香港、泰国、广州均设立分公司，为国内居民提供试管婴儿、美国产子、出国体检、就医等服务。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海外代孕服务已全面停摆，“国内的客户出不去，现在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代孕业务已经取消了，具体恢复时间要看疫情和国家规定。疫情对我们海外代孕冲击比较大，现在公司运营也很困难，已经裁掉部分员工了。”
多名代孕机构从业者表示，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内代孕市场。刘威在一家武汉的代孕机构工作，他透露道，今年以来已经接到好几个海外籍的中国客户，有的客户在国外定居，但更青睐中国的孕妈，有的客户在其他国家做得不顺利，转而到国内做。一些国外代孕机构的运营者同样是中国人，由于海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些机构陆续转入国内市场。
刘威解释称，“我们机构大部分孕妈来自山区农村，有过生育史，年龄35以下，很受客户欢迎。现在国内技术越来越成熟，又比海外方便，客户没有必要在国外做。”
专注于上海代孕中介服务的老李也持相同观点，“未来国内市场行情肯定越来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时间不能等，国外又去不了，海外业务这两年肯定都不行。”
代孕服务并非新鲜事物，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代孕行业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如今成立较早的代孕机构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服务流程。
以刘威所在的公司为例，客户需要先进行体检，向代孕机构提供年龄、孕检结果、双方染色体、男方精子质量分析、女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随后可以亲自到公司实地考察，确认合作意向并签订合同后，女方即可启动排卵、取卵，同时对男方取精，15天左右就能做成胚胎。
在刘威的朋友圈内，代孕生意更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现场考察、签约、成功抱娃。乍一看，代孕仿佛变得和租房一样容易。
当被问及是否会受到郑爽丑闻波及时，多家机构回复称，公司业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客户做好体检，一到两个月就能安排移植，最快年底即可成功抱娃。
AA69的区域经理王胜告诉记者，公司经营已有18年，截至去年11月，辅助生育了2万个婴儿，不仅拥有自建实验室和国内顶级生殖专家资源，孕妈也由独立后勤团队陪护、照顾，但绝非媒体口中的黑中介。
强调专业性和口碑经营的同时，不少代孕机构提出，“国内虽然不合法，但是不犯法，如果触犯法律我们不会做的”，更有从业者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禁止供卵和代孕，5000万不孕不育家庭该怎么办呢？我希望能给这些家庭更多保障，更多关爱。”
代孕家庭血本求子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以13.5亿人口总数粗略估计，2012年时，中国不孕不易人群已经达到5000万。
王胜告诉记者，一般有代孕需求人分为三类，一是自身生育条件不好，多年备孕无果的夫妇，二是失独家庭，或者想抱二胎的高龄产妇，三是忙于工作的商业精英、高收入群体。“你可能想象不到，有的人想要一个孩子，想到要着魔的程度。”
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往往求子心切，年龄偏大，害怕错过最后的生育年龄，因此不惜高价求子。或许捏准了求子群体的心态，代孕机构叫价也颇为昂贵，市场均价在60万—120万之间浮动，如果对婴儿性别或体重另有要求，客户还要额外支付费用。
而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想要代孕一个不包性别的胎儿（60万元为基准），需要不吃不喝攒钱9年。
不菲的产子费仅有一小部分流入代孕妈妈的手中。记者在贴吧看到不少招募代孕妈妈的信息，代孕妈妈的报酬多在15万—20万之间，至少三分之二的报酬都被代孕公司抽走。
极为丰厚的利润，也使得代孕行业逐渐衍生出巨大的地下市场，其中就包括屡见不鲜的黑中介机构。这类机构通过低价吸引客户签约，中途坐地起价。为了节约成本，常常将一个卵源分给多个客户。孕妈的住宿条件也极为恶劣，通常多人混居在城中村里，人身安全和自由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代孕黑中介往往成为法律纠纷的重灾区。
我国曾明确出台“禁止代孕”的规定。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06年，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消验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生育的卵子捐赠出来。
不过上述规定均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文件，并未纳入现有法律中，加之约束对象仅仅是医疗机构，民间代孕、取卵手术并未受到直接管束。
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曾增加一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因参与草案的与会者分歧较大，该条规定最终被删除。
关注此事的资深律师李维表示，“目前国内在代孕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监管机构及主流舆论对代孕持批判态度，因为代孕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也存在一定道德争议。”
李维表示，“在卵子母亲、代孕母亲、代孕机构三者中，最弱势的是代孕母亲。代孕生产的孩子通常受到法律保护，卵子母亲也享有法律承认的权利与义务，但代孕母亲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现有法律规定认定代孕合同无效。因此，代孕过程中如出现经济纠纷、法律纠纷，代孕母亲只能按照实际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获得相应民法补偿，无法获得合同承诺的利润。”
辅助生殖上市公司市值320亿
尽管代孕行业仍争议不断，但其背后广阔的生殖市场不容忽视，近年来，已有公司靠着“辅助生殖”生意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2019年6月25日，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功挂牌上市，发售价为每股8.54港元，截至20日收盘时为止，报15.74港元，目前总市值达38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
企查查显示，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是一家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提供商，旗下包括四川西囡、深圳中山、美国HRC三大辅助生殖技术中心，专注在中国提供不孕不育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生育力评估、辅助生殖不孕不育诊疗等相关服务，已发展成为中美两地的辅助生殖龙头企业。
从该公司的招股书可以看出，锦欣生殖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辅助生殖服务、管理服务及辅助医疗服务，其中，辅助生殖服务贡献了绝大部分收入，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辅助生殖服务占同期收益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3.1%、79.7%、86.3%，所谓辅助生殖服务包括人工受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形式。
该公司招股书援引了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数据，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这就意味着，中国2017年约有47.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预期于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
得益于广阔的不孕不育市场以及代孕行业的高利润，上市后锦欣生殖的经营业绩仍爆发式增长。
2019年，锦欣生殖实现整体销售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78.8%；毛利润8.2亿元，同比增长97.7%；净利润4.2亿元，同比增长98.3%；经调整净利润为5.3亿元，同比大涨100.7%，此外，锦欣生殖的毛利率也由2018年的44.8%增至49.55%。
不过2020年以来，锦欣生殖的业绩开始步入下行通道。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营收为6.1亿元，同比下降22.6%；归母净利润为1.23亿元，同比下滑30.6%。
光大证券预计，2020年—2022年，锦欣生殖的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11.8%、24.2%、23.4%,且生殖行业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该公司能够通过提升服务、提供增值服务提高服务价格，未来客单价呈稳中有升的趋势。此外，受到外延收购落地、生育政策放开、生殖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该公司股价或将持续上涨。
（应受访者要求，刘威、王胜、老李、李维均为化名）
AI财经社发现，这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在疫情之下，由于海外代孕提供者锐减，面对国内有增无减的需求，这门生意更加火爆。
硬币的一面是沉默而庞大的不孕不育群体，另一面是法律、道德和女性权益的拷问，代孕行业抑或辅助生殖行业，究竟该如何规范？
疫情催红国内代孕市场
所谓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
我国法律和道德对代孕持谴责态度，但AI财经社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代孕行业仍然屡禁不止，由于疫情影响，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火爆。
AI财经社联系了一家专注于海外试管婴儿服务的机构，官网显示，该公司在香港、泰国、广州均设立分公司，为国内居民提供试管婴儿、美国产子、出国体检、就医等服务。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海外代孕服务已全面停摆，“国内的客户出不去，现在我们在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代孕业务已经取消了，具体恢复时间要看疫情和国家规定。疫情对我们海外代孕冲击比较大，现在公司运营也很困难，已经裁掉部分员工了。”
多名代孕机构从业者表示，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国内代孕市场。刘威在一家武汉的代孕机构工作，他透露道，今年以来已经接到好几个海外籍的中国客户，有的客户在国外定居，但更青睐中国的孕妈，有的客户在其他国家做得不顺利，转而到国内做。一些国外代孕机构的运营者同样是中国人，由于海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些机构陆续转入国内市场。
刘威解释称，“我们机构大部分孕妈来自山区农村，有过生育史，年龄35以下，很受客户欢迎。现在国内技术越来越成熟，又比海外方便，客户没有必要在国外做。”
专注于上海代孕中介服务的老李也持相同观点，“未来国内市场行情肯定越来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时间不能等，国外又去不了，海外业务这两年肯定都不行。”
代孕服务并非新鲜事物，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代孕行业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如今成立较早的代孕机构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服务流程。
以刘威所在的公司为例，客户需要先进行体检，向代孕机构提供年龄、孕检结果、双方染色体、男方精子质量分析、女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随后可以亲自到公司实地考察，确认合作意向并签订合同后，女方即可启动排卵、取卵，同时对男方取精，15天左右就能做成胚胎。
在刘威的朋友圈内，代孕生意更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现场考察、签约、成功抱娃。乍一看，代孕仿佛变得和租房一样容易。
当被问及是否会受到郑爽丑闻波及时，多家机构回复称，公司业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客户做好体检，一到两个月就能安排移植，最快年底即可成功抱娃。
AA69的区域经理王胜告诉记者，公司经营已有18年，截至去年11月，辅助生育了2万个婴儿，不仅拥有自建实验室和国内顶级生殖专家资源，孕妈也由独立后勤团队陪护、照顾，但绝非媒体口中的黑中介。
强调专业性和口碑经营的同时，不少代孕机构提出，“国内虽然不合法，但是不犯法，如果触犯法律我们不会做的”，更有从业者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禁止供卵和代孕，5000万不孕不育家庭该怎么办呢？我希望能给这些家庭更多保障，更多关爱。”
代孕家庭血本求子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以13.5亿人口总数粗略估计，2012年时，中国不孕不易人群已经达到5000万。
王胜告诉记者，一般有代孕需求人分为三类，一是自身生育条件不好，多年备孕无果的夫妇，二是失独家庭，或者想抱二胎的高龄产妇，三是忙于工作的商业精英、高收入群体。“你可能想象不到，有的人想要一个孩子，想到要着魔的程度。”
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往往求子心切，年龄偏大，害怕错过最后的生育年龄，因此不惜高价求子。或许捏准了求子群体的心态，代孕机构叫价也颇为昂贵，市场均价在60万—120万之间浮动，如果对婴儿性别或体重另有要求，客户还要额外支付费用。
而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想要代孕一个不包性别的胎儿（60万元为基准），需要不吃不喝攒钱9年。
不菲的产子费仅有一小部分流入代孕妈妈的手中。记者在贴吧看到不少招募代孕妈妈的信息，代孕妈妈的报酬多在15万—20万之间，至少三分之二的报酬都被代孕公司抽走。
极为丰厚的利润，也使得代孕行业逐渐衍生出巨大的地下市场，其中就包括屡见不鲜的黑中介机构。这类机构通过低价吸引客户签约，中途坐地起价。为了节约成本，常常将一个卵源分给多个客户。孕妈的住宿条件也极为恶劣，通常多人混居在城中村里，人身安全和自由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代孕黑中介往往成为法律纠纷的重灾区。
我国曾明确出台“禁止代孕”的规定。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06年，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消验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生育的卵子捐赠出来。
不过上述规定均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文件，并未纳入现有法律中，加之约束对象仅仅是医疗机构，民间代孕、取卵手术并未受到直接管束。
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曾增加一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因参与草案的与会者分歧较大，该条规定最终被删除。
关注此事的资深律师李维表示，“目前国内在代孕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监管机构及主流舆论对代孕持批判态度，因为代孕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也存在一定道德争议。”
李维表示，“在卵子母亲、代孕母亲、代孕机构三者中，最弱势的是代孕母亲。代孕生产的孩子通常受到法律保护，卵子母亲也享有法律承认的权利与义务，但代孕母亲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现有法律规定认定代孕合同无效。因此，代孕过程中如出现经济纠纷、法律纠纷，代孕母亲只能按照实际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获得相应民法补偿，无法获得合同承诺的利润。”
辅助生殖上市公司市值320亿
尽管代孕行业仍争议不断，但其背后广阔的生殖市场不容忽视，近年来，已有公司靠着“辅助生殖”生意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2019年6月25日，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功挂牌上市，发售价为每股8.54港元，截至20日收盘时为止，报15.74港元，目前总市值达382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
企查查显示，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是一家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提供商，旗下包括四川西囡、深圳中山、美国HRC三大辅助生殖技术中心，专注在中国提供不孕不育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生育力评估、辅助生殖不孕不育诊疗等相关服务，已发展成为中美两地的辅助生殖龙头企业。
从该公司的招股书可以看出，锦欣生殖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辅助生殖服务、管理服务及辅助医疗服务，其中，辅助生殖服务贡献了绝大部分收入，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辅助生殖服务占同期收益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3.1%、79.7%、86.3%，所谓辅助生殖服务包括人工受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形式。
该公司招股书援引了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数据，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这就意味着，中国2017年约有47.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预期于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
得益于广阔的不孕不育市场以及代孕行业的高利润，上市后锦欣生殖的经营业绩仍爆发式增长。
2019年，锦欣生殖实现整体销售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78.8%；毛利润8.2亿元，同比增长97.7%；净利润4.2亿元，同比增长98.3%；经调整净利润为5.3亿元，同比大涨100.7%，此外，锦欣生殖的毛利率也由2018年的44.8%增至49.55%。
不过2020年以来，锦欣生殖的业绩开始步入下行通道。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营收为6.1亿元，同比下降22.6%；归母净利润为1.23亿元，同比下滑30.6%。
光大证券预计，2020年—2022年，锦欣生殖的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11.8%、24.2%、23.4%,且生殖行业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该公司能够通过提升服务、提供增值服务提高服务价格，未来客单价呈稳中有升的趋势。此外，受到外延收购落地、生育政策放开、生殖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该公司股价或将持续上涨。
（应受访者要求，刘威、王胜、老李、李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