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来，反催收黑产像野火一样猛烈。金融机构陷入反催收攻防战。
5月26日，在新疆伊宁市公安经侦中队和平安普惠组织下，一场金融逃废债“退赃大会”顺利召开。平安普惠是隶属于平安集团旗下的小微贷款企业。事起2021年3月，平安普惠接到客户电话，称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减免退费”广告，便交钱委托广告背后的杨某代为办理平安普惠借款的“减免退费”业务。
客户发现自己被骗后，公司随即协助客户向伊宁市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警方审讯，这是一伙以“债务减免”“退保退费”为名实施诈骗的逃废债组织，通过自制虚假的结清证明，向多家金融机构、超过60客户行骗60多万。“最终追缴赃款16万余元。”一名平安普惠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差点被客户逃废债的金融机构，却帮客户追回债务。金融机构陷入反催收战争。
5月20日，成立于重庆的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马上消费”）刚刚击退一伙恶意投诉者。该平台客户刘某某因2022年初产生逾期征信，找到重庆某咨询公司员工冷某及何某某，伪造了本人所在企业证明材料、印章，并对平台进行恶意投诉，要挟必须删除逾期的征信记录。
公司核实相关材料为假。最终，两名中介人员何某某、冷某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及五日的处罚。马上金融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公司2022年在“打击非法代理维权专项工作”中落地的第五起案例。目前公司累计协助12省公安机关受、立此类案件32起，其中10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人被治安拘留。
最近逃废债中介们换了个更顺口的名字——“反催收联盟”，以法务咨询为名义代理客户与机构进行债务交涉和维权，核心仍是向债务人传授减免息差、延期还款“技巧”，教唆、煽动债务人主动逃避债务，并借以牟利。
多家大型机构向南方周末记者称，2022年以来，反催收黑产更加凶猛，金融机构深受其害。如今“联盟”成员数量不仅大幅增加，作假手段也让金融机构更加防不胜防。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平台通过伪造新冠病历、收入证明文件和私刻公章等，违法为客户办理债务延期，“不仅参与者数量大幅增加，作假手段也越发高明。”一名银行资深人士观察。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21年下半年截至发稿前，先后已有深圳、海南、湖南、陕西、福建、安徽、浙江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监管发布有关“防范金融领域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风险”类似通告，并表示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的“非法代理投诉”“代理维权”活动。
被欺骗的借款人
要准确找到一家“反催收”中介，只需打开抖音、微博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债务优化”或“债务整合”，跳出的第一个页面里，大多都是这类中介。
王涛认定自己是被“诱导了”。2022年4月，他从抖音上看到这家名为“杭州如安法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如安法务）的平台，很快和对方签订了个人债务优化合同，“十多万的债务，疫情又被封住了，确实有点吃力。”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王涛询问如安法务的一名客服，因为疫情影响了收入，以自己的情况，是否能够办理“停息挂账”，在银行信用卡业务里，则被称为“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服务”。
王涛详细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债务情况：信用卡（4家银行）共欠债约6万余元，网贷平台（5家）共欠款总计约4万余元，总债务共计11万元。如安法务替他做了一个方案：4张信用卡分为两类还款，其中两张卡申请36期（3年）分期还款，另外两张申请60期（5年）还款，这样信用卡部分只需要每月还款1200元左右。
剩下的5家网贷整体延期一年，其间不需要任何还款，但到期后必须一次性还清债务和利息。
根据目前实行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70条，“在特殊情况下，确认信用卡欠款金额超出持卡人还款能力、且持卡人仍有还款意愿的，发卡银行可以与持卡人平等协商，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5年”。
11万的债务每个月只需还款1200元，很大程度减轻了王涛的压力，代价是，信用卡还款这5年会被计作逾期，再加上因为逾期产生的5年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王涛有10年时间都将背负不良征信“污点”，无法进行其他贷款、购房等高消费。
对方信誓旦旦向他表示，以他的情况申请上述方案问题不大，可以帮他完成债务优化。王涛陆续交付了980元的定金、1960元的合同款，以及200元半年虚拟卡费用。剩下的另一笔1960元尾款会在方案执行后一个月收取。至于200元电话费，是为了激活虚拟电话卡，这张以王涛为名的电话卡将由工作人员操作，为的是杜绝催款电话骚扰。
一切都在设想中进行，然而过了大半个月，王涛仍不时接到催收电话，他询问客服原因，对方先是以五一假期、所在城市疫情为由拖延工作，又过了3天，对方竟将王涛从微信中拉黑。
王涛意识到上当了，等着他的是原封不动的债务，还有刺眼的逾期记录，“早知道会逾期，还不如凑点钱先把能还的还上。”王涛只剩下懊恼。
反催收五件套
王涛面临的骗局漏洞百出。业内人士一眼就能识破：首先，王涛的信用卡欠款才不过6万余元，按照4家银行分摊粗略计算，平均每家银行不过1.5万元。
“一万左右的债务，银行基本不会考虑给你延期。”曾在上海某商业银行负责贷后管理工作的陈学坤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银行延期还款首先考虑的是客户还款能力、避免坏账出现，因此延期还款会优先考虑还款金额较大的客户，一万元左右甚至以下的借款客户目前基本不在银行考量范围之内。
其次，客户和银行“讨价还价”也有筹码。比如出具就医证明、工资证明、贫困证明等等，能够说明还款人只是一时资金流紧张、并非没有还款意愿，银行则会酌情考虑延期、甚至是减免。
若按照债务优化的方式分类，目前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种是停催服务。简单理解是让金融机构在一段时间不要对客户进行催收，个人向机构申请、说明停催原因（如身体不便）后，机构会决定是否停催。这段时间一般是2—3周，通常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只是单纯的延期。
“停催”决定了机构是否要进行催收。基于是否能减少还款，则诞生了“协商减免”的需求。如果有过逾期记录，会被限制消费和贷款。这也是近年来“征信修复”需求旺盛的原因。最后如果想重整债务，个人则可以选择“停息挂帐”或是“个性化分期”。
然而无论哪一种债务优化方案，都逃不开与金融机构的协商。绝大多数反催收机构会从这几步入手。
首先，在抖音、快手、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以“代理退保、代客维权”等名义发布广告获客引流。其次与客户建立联系，并获取客户详细的个人信息以及其在各银行、各平台的资产负债情况。然后为欠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并按一定比例（通常为偿还总额的5%—10%）收取服务费。
最关键的是第四步，加工客户提供的材料，甚至伪造各类文书、证明等，向银行提出债务优化要求。如果银行不应允，则反复向监管机构恶意投诉。
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2021年第二季度，监管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6273件，同比增长37.2%，占投诉总量的54.8%。其中，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13811件，同比增长71.8%，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52.0%；到了2021年四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4968件，占投诉总量49.6%，占比略有下降。
“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主要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媒体报道，二是投诉数量，三是资方要求。”360数科的一位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媒体报道关乎声誉，投诉数量则代表了监管压力，资方要求则是银行对网贷平台进行放款时的要求。如果银行是放贷人，就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因此，对反催收联盟而言，门槛最低的施压手段就是组织人手代替客户投诉金融机构。除了平日电话投诉和信件投诉，反催收组织还会安排人手亲自上访。
深圳、福建、浙江等多地监管机构在提及“非法代理投诉”风险时，都不约而同谈到了闹访行为，即“唆使消费者无视合同约定，捏造事实，向金融监管、信访等部门投诉，阻止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开展有效沟通，并以缠访闹访等手段施压达到目的”。
合不合法，“关键是手段”
国内催收行业的大规模兴起，源于银行信用卡的普及。
2002年3月，中国银联的成立，使银行卡得以跨行、跨地区、跨境使用。各家银行自此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此后五年是信用卡逾期激增的五年。一批以信用卡催收业务为衣食来源的催收公司应运而生。
2015年前后，伴随互联网金融、P2P网贷兴起，暴力催收、违规催收等一大批新兴催收机构出现。张烽是国内最早一批处理互联网金融信贷违约案件的律师。张烽是上海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数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曾担任多家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法律顾问。
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早年的网贷平台由于合同并不规范，且管理混乱，大部分催收案件都是通过调解处理，少有金融法院判决的案子。
“个人要和平台谈，基本都是谈延期还款，一人一个方案地谈条件，远不如银行等传统借贷平台正规。”
2018年网贷平台爆雷不断，行业进入严冬。与平台一同倒下的还有催收机构。一波死在了严冬，一波转型为正规催收平台，还有一部分，成了最早的“反催收”机构。
“2019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开展扫黑除恶行动。那些原本不那么规范的灰色产业链彻底被清除了，‘逃债’的不说自己是‘逃债’，而称作债务优化。”陈学坤补充说。
2020年疫情意外催熟了所剩无几的反催收组织。为保护企业资金链，央行于当年8月提出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更重要的是在个人信贷方面，监管要求应“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同时“鼓励针对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发生逾期的，合理延后还款期限，暂不视为违约，不进入违约客户名单”。
反催收机构们拿到了“尚方宝剑”。
监管的原意是为符合条件者提供贷款优惠政策，而在反催收机构眼里，成了另一种默许“欠银行的钱可以少还甚至不还”，伴随这一理念的还有各种违规、违法操作，譬如私刻单位公章、伪造收入证明等等行为。
“个人与金融机构商讨债务优化问题是合法的，甚至通过第三方平台也并无不可。”在张烽看来，更关键的在于手段。他认为，以违规、违法方式达成个人债务延期，伤害的不仅是平台，因为坏账和逾期率升高，导致网贷机构无法获得低息贷款，银行同样出现资产质量下降。
互联网媒体平台是否应尽平台监管责任？抖音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平台对于无律师、律所等合规资质的创作者发布的“债务咨询/优化”“债务/催收诉讼”内容予以严厉打击，并呼吁用户切勿上当受骗。
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印孙提议，要将“债闹”入刑。林印孙在提案中引用了不少数据，譬如，根据中国信通院《移动数字广告与互联网反欺诈蓝皮报告》，2020年，中国黑产从业人员达500万，造成财产损失超5000亿元；黑产人员煽动教唆债闹人员数量保守估计有上千万，造成财产损失达数百亿级。
再譬如，自2020年以后，各大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普遍有所上升，渤海银行信用卡不良率高达6.26%，较上年上升3.93个百分点。一年内增加两倍，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坏账风险。
2020年，“打击恶意逃废债”内容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反催收”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
短时间内，反催收野火似乎难以被熄灭。南方周末记者分别从抖音、微信等平台输入“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字眼，并分别辅以天眼查系统，仅一年内成立的法律咨询、商务咨询公司就超过了200家。
5月26日，在新疆伊宁市公安经侦中队和平安普惠组织下，一场金融逃废债“退赃大会”顺利召开。平安普惠是隶属于平安集团旗下的小微贷款企业。事起2021年3月，平安普惠接到客户电话，称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减免退费”广告，便交钱委托广告背后的杨某代为办理平安普惠借款的“减免退费”业务。
客户发现自己被骗后，公司随即协助客户向伊宁市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警方审讯，这是一伙以“债务减免”“退保退费”为名实施诈骗的逃废债组织，通过自制虚假的结清证明，向多家金融机构、超过60客户行骗60多万。“最终追缴赃款16万余元。”一名平安普惠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差点被客户逃废债的金融机构，却帮客户追回债务。金融机构陷入反催收战争。
5月20日，成立于重庆的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马上消费”）刚刚击退一伙恶意投诉者。该平台客户刘某某因2022年初产生逾期征信，找到重庆某咨询公司员工冷某及何某某，伪造了本人所在企业证明材料、印章，并对平台进行恶意投诉，要挟必须删除逾期的征信记录。
公司核实相关材料为假。最终，两名中介人员何某某、冷某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及五日的处罚。马上金融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公司2022年在“打击非法代理维权专项工作”中落地的第五起案例。目前公司累计协助12省公安机关受、立此类案件32起，其中10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人被治安拘留。
最近逃废债中介们换了个更顺口的名字——“反催收联盟”，以法务咨询为名义代理客户与机构进行债务交涉和维权，核心仍是向债务人传授减免息差、延期还款“技巧”，教唆、煽动债务人主动逃避债务，并借以牟利。
多家大型机构向南方周末记者称，2022年以来，反催收黑产更加凶猛，金融机构深受其害。如今“联盟”成员数量不仅大幅增加，作假手段也让金融机构更加防不胜防。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平台通过伪造新冠病历、收入证明文件和私刻公章等，违法为客户办理债务延期，“不仅参与者数量大幅增加，作假手段也越发高明。”一名银行资深人士观察。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21年下半年截至发稿前，先后已有深圳、海南、湖南、陕西、福建、安徽、浙江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监管发布有关“防范金融领域不良代理投诉举报风险”类似通告，并表示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的“非法代理投诉”“代理维权”活动。
被欺骗的借款人
要准确找到一家“反催收”中介，只需打开抖音、微博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债务优化”或“债务整合”，跳出的第一个页面里，大多都是这类中介。
王涛认定自己是被“诱导了”。2022年4月，他从抖音上看到这家名为“杭州如安法务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如安法务）的平台，很快和对方签订了个人债务优化合同，“十多万的债务，疫情又被封住了，确实有点吃力。”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王涛询问如安法务的一名客服，因为疫情影响了收入，以自己的情况，是否能够办理“停息挂账”，在银行信用卡业务里，则被称为“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服务”。
王涛详细向对方讲述了自己的债务情况：信用卡（4家银行）共欠债约6万余元，网贷平台（5家）共欠款总计约4万余元，总债务共计11万元。如安法务替他做了一个方案：4张信用卡分为两类还款，其中两张卡申请36期（3年）分期还款，另外两张申请60期（5年）还款，这样信用卡部分只需要每月还款1200元左右。
剩下的5家网贷整体延期一年，其间不需要任何还款，但到期后必须一次性还清债务和利息。
根据目前实行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70条，“在特殊情况下，确认信用卡欠款金额超出持卡人还款能力、且持卡人仍有还款意愿的，发卡银行可以与持卡人平等协商，达成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个性化分期还款协议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5年”。
11万的债务每个月只需还款1200元，很大程度减轻了王涛的压力，代价是，信用卡还款这5年会被计作逾期，再加上因为逾期产生的5年个人不良征信记录，王涛有10年时间都将背负不良征信“污点”，无法进行其他贷款、购房等高消费。
对方信誓旦旦向他表示，以他的情况申请上述方案问题不大，可以帮他完成债务优化。王涛陆续交付了980元的定金、1960元的合同款，以及200元半年虚拟卡费用。剩下的另一笔1960元尾款会在方案执行后一个月收取。至于200元电话费，是为了激活虚拟电话卡，这张以王涛为名的电话卡将由工作人员操作，为的是杜绝催款电话骚扰。
一切都在设想中进行，然而过了大半个月，王涛仍不时接到催收电话，他询问客服原因，对方先是以五一假期、所在城市疫情为由拖延工作，又过了3天，对方竟将王涛从微信中拉黑。
王涛意识到上当了，等着他的是原封不动的债务，还有刺眼的逾期记录，“早知道会逾期，还不如凑点钱先把能还的还上。”王涛只剩下懊恼。
反催收五件套
王涛面临的骗局漏洞百出。业内人士一眼就能识破：首先，王涛的信用卡欠款才不过6万余元，按照4家银行分摊粗略计算，平均每家银行不过1.5万元。
“一万左右的债务，银行基本不会考虑给你延期。”曾在上海某商业银行负责贷后管理工作的陈学坤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银行延期还款首先考虑的是客户还款能力、避免坏账出现，因此延期还款会优先考虑还款金额较大的客户，一万元左右甚至以下的借款客户目前基本不在银行考量范围之内。
其次，客户和银行“讨价还价”也有筹码。比如出具就医证明、工资证明、贫困证明等等，能够说明还款人只是一时资金流紧张、并非没有还款意愿，银行则会酌情考虑延期、甚至是减免。
若按照债务优化的方式分类，目前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种是停催服务。简单理解是让金融机构在一段时间不要对客户进行催收，个人向机构申请、说明停催原因（如身体不便）后，机构会决定是否停催。这段时间一般是2—3周，通常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只是单纯的延期。
“停催”决定了机构是否要进行催收。基于是否能减少还款，则诞生了“协商减免”的需求。如果有过逾期记录，会被限制消费和贷款。这也是近年来“征信修复”需求旺盛的原因。最后如果想重整债务，个人则可以选择“停息挂帐”或是“个性化分期”。
然而无论哪一种债务优化方案，都逃不开与金融机构的协商。绝大多数反催收机构会从这几步入手。
首先，在抖音、快手、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以“代理退保、代客维权”等名义发布广告获客引流。其次与客户建立联系，并获取客户详细的个人信息以及其在各银行、各平台的资产负债情况。然后为欠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并按一定比例（通常为偿还总额的5%—10%）收取服务费。
最关键的是第四步，加工客户提供的材料，甚至伪造各类文书、证明等，向银行提出债务优化要求。如果银行不应允，则反复向监管机构恶意投诉。
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2021年第二季度，监管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6273件，同比增长37.2%，占投诉总量的54.8%。其中，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13811件，同比增长71.8%，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52.0%；到了2021年四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44968件，占投诉总量49.6%，占比略有下降。
“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主要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媒体报道，二是投诉数量，三是资方要求。”360数科的一位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媒体报道关乎声誉，投诉数量则代表了监管压力，资方要求则是银行对网贷平台进行放款时的要求。如果银行是放贷人，就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因此，对反催收联盟而言，门槛最低的施压手段就是组织人手代替客户投诉金融机构。除了平日电话投诉和信件投诉，反催收组织还会安排人手亲自上访。
深圳、福建、浙江等多地监管机构在提及“非法代理投诉”风险时，都不约而同谈到了闹访行为，即“唆使消费者无视合同约定，捏造事实，向金融监管、信访等部门投诉，阻止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开展有效沟通，并以缠访闹访等手段施压达到目的”。
合不合法，“关键是手段”
国内催收行业的大规模兴起，源于银行信用卡的普及。
2002年3月，中国银联的成立，使银行卡得以跨行、跨地区、跨境使用。各家银行自此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此后五年是信用卡逾期激增的五年。一批以信用卡催收业务为衣食来源的催收公司应运而生。
2015年前后，伴随互联网金融、P2P网贷兴起，暴力催收、违规催收等一大批新兴催收机构出现。张烽是国内最早一批处理互联网金融信贷违约案件的律师。张烽是上海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数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曾担任多家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法律顾问。
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早年的网贷平台由于合同并不规范，且管理混乱，大部分催收案件都是通过调解处理，少有金融法院判决的案子。
“个人要和平台谈，基本都是谈延期还款，一人一个方案地谈条件，远不如银行等传统借贷平台正规。”
2018年网贷平台爆雷不断，行业进入严冬。与平台一同倒下的还有催收机构。一波死在了严冬，一波转型为正规催收平台，还有一部分，成了最早的“反催收”机构。
“2019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开展扫黑除恶行动。那些原本不那么规范的灰色产业链彻底被清除了，‘逃债’的不说自己是‘逃债’，而称作债务优化。”陈学坤补充说。
2020年疫情意外催熟了所剩无几的反催收组织。为保护企业资金链，央行于当年8月提出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更重要的是在个人信贷方面，监管要求应“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同时“鼓励针对参加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发生逾期的，合理延后还款期限，暂不视为违约，不进入违约客户名单”。
反催收机构们拿到了“尚方宝剑”。
监管的原意是为符合条件者提供贷款优惠政策，而在反催收机构眼里，成了另一种默许“欠银行的钱可以少还甚至不还”，伴随这一理念的还有各种违规、违法操作，譬如私刻单位公章、伪造收入证明等等行为。
“个人与金融机构商讨债务优化问题是合法的，甚至通过第三方平台也并无不可。”在张烽看来，更关键的在于手段。他认为，以违规、违法方式达成个人债务延期，伤害的不仅是平台，因为坏账和逾期率升高，导致网贷机构无法获得低息贷款，银行同样出现资产质量下降。
互联网媒体平台是否应尽平台监管责任？抖音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平台对于无律师、律所等合规资质的创作者发布的“债务咨询/优化”“债务/催收诉讼”内容予以严厉打击，并呼吁用户切勿上当受骗。
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印孙提议，要将“债闹”入刑。林印孙在提案中引用了不少数据，譬如，根据中国信通院《移动数字广告与互联网反欺诈蓝皮报告》，2020年，中国黑产从业人员达500万，造成财产损失超5000亿元；黑产人员煽动教唆债闹人员数量保守估计有上千万，造成财产损失达数百亿级。
再譬如，自2020年以后，各大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普遍有所上升，渤海银行信用卡不良率高达6.26%，较上年上升3.93个百分点。一年内增加两倍，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坏账风险。
2020年，“打击恶意逃废债”内容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反催收”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
短时间内，反催收野火似乎难以被熄灭。南方周末记者分别从抖音、微信等平台输入“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字眼，并分别辅以天眼查系统，仅一年内成立的法律咨询、商务咨询公司就超过了200家。